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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高手帖独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终极预测:三位女性或折桂!
发布日期:2019-10-19 03:11   来源:未知   阅读:

  下周一(10月14日),我们将迎来2019年的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做出所有预测之前,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的一位几年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朋友,在一周前写信告诉我,他将在10月10日左右去MIT的经济系,进行几天的交流访学。而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今年获奖的MIT经济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这位诺奖得主的合影就在MIT经济系的网站上。老诺奖得主是否“漂洋过海来看你”?用香槟和鱼子酱祝贺新科诺奖?我MIT的同事先后已经有了94名诺奖得主,是否会增加一位新的诺奖得主?多么美丽而温馨的场景。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约每年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科研者们都会有些激动、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公布当年诺贝尔奖的时候。经济学家群体也同样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当全世界人民都期盼不已、屏住呼吸准备在10月14日开启又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许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思考更为深刻、更为理性的东西。

  虽然不是同一个学院,但我很欣赏我MIT的同事,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也被誉为“诺奖风向标”。他还是世界范围内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这家机构的排名依据非常科学,他是按照学者发表的论文、图书等学术出版物的被引用率进行排名的。在他的众多论文中,被引用的最多的是他与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一同在2019年共同发表的《自动化和新任务:技术如何取代和恢复劳动力》。阿西莫格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增长和相关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且给出了将这些工具应用于增长和国家之间发展差异等重大问题所需的广阔视角。根据美国圣路易斯联储持续更新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阿西莫格鲁在最喜爱的在世的经济学家排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阿西莫格鲁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技术、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以及劳动经济学。阿西莫格鲁的发言中气十足,颇有经济学家里边的摇滚歌手的感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2014年在国内出版后,洛阳纸贵,我记得在中国的一场峰会上,他最后一个演讲,台下上千观众鸦雀无声。而在MIT的会议、活动中,也经常看到他敏捷的身影。

  保罗·米格罗姆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是全球拍卖领域和产业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在拍卖领域,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保罗·米格罗姆(Paul Milgrom)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1993年,米格罗姆接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委托,参与(FCC)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的拍卖工作,天才地完成了拍卖机制的主要设计,使FCC的拍卖大获成功,因此,米格罗姆成为全球拍卖领域和产业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因在频谱拍卖设计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世。他现在的研究兴趣是激励理论、计划、拍卖市场设计。

  他们二人是每年陪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巴罗在实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先驱性贡献,但凡哪年会把诺贝尔奖颁给宏观经济学主题,这个获奖者就应该有巴罗。巴罗已成名多年,在学界备受尊崇,且有无数作品传世。他现在所欠缺的,或许就是一个诺贝尔奖了。阿格因最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基于“创造性破坏”的阿格因-豪伊特模型,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把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带回到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阿格因-豪伊特模型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且最有前途的分支,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自1969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9年内,只有一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周年,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我们先优先预测三位可能获得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她1982年至1986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至2006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理总裁。2007年至今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值得一提的是,安妮·克鲁格是在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之前唯一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女性。

  从事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工作的古巴裔美国人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她是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也是当代杰出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在过去的50多年里, 克鲁格一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开放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寻租行为、发展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和政策动态演进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领域, 身兼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克鲁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 由贸易保护到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 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 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喜欢挑战权威观点的法国发展援助经济学家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她是过去十年间其论文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以及众多重要经济著作的合著者。莱因哈特以其敢于质疑传统的经济理论而闻名。她的第一篇发表于1993年的著名论文是与IIVIF的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和莱昂纳多·莱德曼(Leonardo Leiderman)合著的。该论文对IIVIF和其他组织内部盛行的一个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之所以流向拉美国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很好。不过,这三名经济学家认为,是外部因素(包括有利的全球环境以及低利率)激发了投资资本的流动,如果外部状况发生变化,这种资本流动就可能很快停止。事实证明这三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墨西哥于1994年开始,以及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亚洲地区于1997年,俄罗斯于1998年,阿根廷于2001年)均先后经历了资本流动的“戛然而止”。几年之后,莱因哈特和另外一名经济学家格雷西·卡明斯基(Graciela Kaminsky)对另外一个为世人接受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这种看法认为,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联系从一国转移至另外一国。事实上,他们发现,这种连带效应的根源在于当时还很少对融资渠道进行研究。

  戈兰·汉森自2015年起担任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他曾公开表示,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对提名程序进行调整,以扩大潜在获奖者的多样性。该学院去年承认,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来自某些种族的女性和科学家人数不足。而且有些理论虽然很重要,但对推进人们现实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帮助。比如,2018年获奖的物理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和化学领域的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虽然在获奖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但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该组织提出了一些措施,希望通过鼓励科学家提出更多种提名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更多的妇女推荐候选人,并更改邀请候选人的信的措词。新语言明确要求提名者要将性别因素、地理位置和获奖主题的多样性考虑进来。

  我们希望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科学。科学是一项昂贵而纯粹的活动,需要稳定的研究环境做支撑,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机会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都希望这种情况会逐步改变,以使来自更多国家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从事科学事业。

  也许,考虑到过去50年中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人们可能将眼光投到了更广阔的地方,并更加认真地思考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获奖者,比如澳大利亚和亚洲的经济学家。耳熟能详的获奖主题有国际贸易、时间序列分析、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红叶高手帖,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理论。未来会不会出现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经济学获奖主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的经济学,尽管纳入了哲学、统计学甚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依然不能否认,经济科学与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力的想法可以变成公共政策的工具。当美联储(Fed)缓解了整个1970年代困扰美国的通货膨胀时,这些概念可能会造就美好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很容易变得危险。

  让经济学家过多地享受诺奖光环为他们带来的声誉和影响力有一种内在的危险。而持有这种谨慎观点最相关的经济学家恰恰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深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A. Hayek,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该奖项时,在他自己的获奖感言中曾说道,将经济学与诺贝尔奖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物理学相类比是错误的做法。经济学涉及复杂的社会现象,而物理或化学则涉及或多或少的真理,以及可推测和可复制的理论。现阶段,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科学精确度的错误认识。在著有广泛论述政治经济学的《通向奴役之路》的他看来,正是因为他了解狂妄自大与确定性的致命结合,才希望给听众留下这种深刻印象:即经济学仍然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具有人类的所有非理性和脆弱性。

  经济学家通常会在发展出能够获得重要见识的经济模型后赢得诺贝尔奖。比如,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因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而摘得桂冠。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经济学贡献,但不应对任何一种模型都抱有太大的信心和期望。就像指南针无法正确指向北方一样,所有的经济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偏离状态。遵循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或不正确的经济模型会很容易导致社会误入歧途。

  以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为例,他在1972年与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一起,因“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即使是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容易犯一些类似的错误。

  1937年,希克斯提出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模型之一:“ IS-LM模型”。时至今日,该模型在某些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今影响巨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克斯本人在提出该建议几十年后反而对这个模型感到不满意,他后来又指出:“那两条曲线不应该在一起……他们在同一幅图上毫无关系。”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IS-LM模型”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希克斯与该模型之间的联系,以及该模型与诺贝尔奖之间的联系,无疑都对“IS-LM”模型的持久影响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一个理论,若制定经济计划的人喜欢它的结论,可能会增加它的受欢迎程度。“ IS-LM模型”给人的印象是,单一利率会使整个经济体系保持一致。规划者喜欢相信,政府要想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调整“利率”,直到发现可以实现市场出清的利率为止。

  很值得得到诺奖得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在2019年夏天,以一种令人悲恸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纽约时报》暗示,魏茨曼的自杀是因为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给他,而只给了他的合作者威廉·诺德豪斯。去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此殊荣,但是很多经济学界的同事们感到诺奖委员会的这个安排与人们的共识差别很大,难以理解。在环境经济学领域,魏茨曼和诺德豪斯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辩论的关系。诺德豪斯自己披露,在得知自己独自因环境经济学获诺奖时,大吃一惊说,“为什么是我自己?”与此相似,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但学界普遍期待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应该因内生增长理论与罗默共获诺奖。

  许成钢教授就提到,如果去年的诺贝尔委员会不犯错,假定去年魏茨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会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跟他一起工作。魏茨曼是非常有创造性想法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数学上的能力会有所下降。数学上的能力往往更依赖年轻人。如果魏茨曼得到诺奖的肯定,他面对的困难应该是可以化解的,而且他的才能可以更容易地传递到年轻人手里的。但是很不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诺奖委员会的违大众认知判断还有很多,比如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琼·罗宾逊夫人没有获得提名。此外,斯蒂芬·罗斯(1944-2017),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学家之一,研究过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多个重大课题。他是套利定价理论的创立者,风险中性定价和衍生品二叉树定价模型的共同发现者。 还有让·雅克·拉丰(1947—2004),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主流经济学界里边唯一对中国经济有研究的青木昌彦。以及富兰克·奈特(1885-1972)芝加哥学派(经济)创始人。

  预测年份或许比预测谁得奖更难,而最容易做,也是唯一有效果的,就是躬身行动,普及经济学教育,培养充满思辩精神的青年学者,普及经济学前言知识和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融入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社会,让好的思想在交锋中脱颖而出,优秀的经济学家在交流中成长,这是中国学者想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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